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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既不像是与埃尔芬斯通勋爵待在一起时的那种怦然心动，也不像是与利奥波德舅舅待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种由内而外的舒适感。

    这种感觉，有点像是两者混杂在一起，说不清道不明的。

    不过……

    感觉不坏。

    维多利亚犹豫着放下了写给舅舅的回信，在书写本上另起一页，写起了最令她感到放松的日记。

    1837年5月24日，乘车前往圣詹姆士宫的中途。

    今早的花是粉红色的，我猜是莱岑（或许是谁的建议？）特意选的。

    也许是我多心了。但无论如何，它们让我心情变好了一点。

    今天……太累了。每个人都在对我微笑，每一扇门打开前我都得先深呼吸一次。我知道，他们说我应当“自然地表现”，可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在被所有人盯着时，还能始终保持自然的？

    我几乎记不得那些来祝贺的人说了什么了。国王陛下派人送来了一架钢琴，夫人们送来了香水、项链，还有一本看起来十分滑稽的我自己的剪影。

    伦敦的各大公司也削尖了脑袋，想要把他们的产品塞到我的手上。我收到了许多新裙子，几乎有小山那么高的各类化妆品（明明我平时是不被允许使用的）。

    帝国出版公司也送来了几套《英国佬》作者们的精装本书籍，其中既有我最喜欢的丁尼生的最新作品，也有达尔文先生刚刚精修、整理出版的《贝格尔号航行日记》，甚至还有一本平时很少见到的埃尔德·卡特先生的诗集。

    不过，虽然卡特先生的诗集很少见，但在抽空翻看了他的作品后，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的诗集为什么少见了。公正的说，卡特先生在诗歌方面或许颇有才华，只不过……

    当他的对比对象是阿尔弗雷德·丁尼生，或者亚瑟·西格玛（我不知道亚瑟爵士为什么非得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）时，卡特先生是无论如何都要落在下风的。

    其实我今天本来想写很多东西给舅舅的。我甚至都摊开了信纸，墨水也蘸好了。但写到第三行就停住了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是该多写一点，还是少写一点。是该直白点，还是该含蓄点。仿佛写一个人的名字太多遍，就会让别人起疑，而写得太少，又显得我不在意。

    可我明明……

    嗯……

    不说了。

    我今天只是无端想起了亚瑟·西格玛先生的《金纱下》（除丁尼生的《玛丽安娜》和《夏洛特之女》以外，最喜欢的一首），用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再好不过了。

    我记得马车上的那段路，

    阳光像金纱垂落，

    悄悄地，落在我裸露的手背，

    暖而轻，

    像一封未署名的信，

    带着他呼吸里残留的温度。

    我不敢动。

    因为一动，

    那枚他说“不小心落下”的手帕，

    就会从我裙上的褶边滑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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